1953年，陈丹青出生时，他的父亲陈兆炽因喜爱文天祥的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诗句，为他取名“丹青”；翌年小儿子出生，取名“丹心”。陈丹青在上海闹市区石门一路的石库门弄堂里长大，自幼喜欢画画。“从小就想当个画家，闷着想，但很明确。”陈丹青说，“我的父亲陈兆炽，是第一位引导我热爱文学、热爱艺术，教我文艺理论，最初给予我文艺立场的老师。”

陈丹青4岁那年，父亲被戴上“右派”的帽子，又因爷爷陈砥中是黄埔军校学员，所以家里的书籍、画册被一扫而光。陈丹青难过得整天没说过一句话。父亲宽慰他说，没有画册临摹，可以到公园、马路去画。后来有一天，父亲捡到一张扑克牌，背面是侨居意大利的俄国画家的杰作《意大利姑娘》，拿回家送给了陈丹青临摹，他竟然画得栩栩如生。

初学油画

陈丹青14岁那年，开始跟着学校的美术老师到处去画毛主席像。登上脚手架，在好几米大的铁皮或墙面上画，两年画了120多张毛主席像。最大规模的是在上海郊外靠东海的地方，叫吴泾化工厂，居然也请陈丹青去画，与两个工人画家爬上五六米高的大铁皮画毛主席像。陈丹青白天画像，夜晚临摹达·芬奇、米开朗基罗的素描。

陈丹青第一幅涂抹的“油画”，是用别人送给他的颜料临摹列维坦的风景画，画在涂了上海叫做“鱼皮胶”的小纸板上。画完后大为得意，立刻举起来，朝着电灯泡欣赏油画的反光，可是毫无光亮，后来才知道那是水粉色。因为很多抄家物资流到上海，使陈丹青有机会临摹到欧洲的油画资料。当他第一次看到世界美术史图册时，激动不已。这些都为他以后画《西藏组画》埋下伏笔。

1970年，16岁的陈丹青初中毕业即被“文革”流放。16岁的孩子远离亲人，开始辗转赣南与苏北条件恶劣的农村插队落户，勾销上海户口几乎是晴天霹雳。陈丹青茫然离开曾经打架、画画、斗蟋蟀、爬屋顶的上海石门一路老弄堂。陈丹青说，“那是很绝望的一个记忆，我觉得全部黑下来了。我上海大都市长大的然后就那么一个油灯，我们三个男孩子挤在一张床上，我记得一晚上几乎醒着的。几斤重的老鼠，整夜在我们被子上窜来窜去。第二天早晨下雨，那种雨打在瓦片上的声音，非常茫然。然后出来叼根烟，看着那个秧田，那个四月份下雨的山，就是绝望，脑子里是空的。”

“下地插秧，苦透了。一边插，一边手指缝渗血，山里的地，是沙地。伸到水田里晃晃，血迹淡了，继续插秧。可是插秧回来，蚊帐里举一本“普希金”看看，巨大的快乐。我很会干农活，秧插得齐，会挑担子，我能挑一百斤谷子，一百斤谷子比同样分量的东西更沉。十里山路不换肩。上山的步子怎么走，下山的步子怎么走，水塘里怎么走，石子上怎么走，我都会。挑到粮仓，金黄的粮仓，非常美。粮仓里的谷子那么多，我这一百斤倒进去，就不见了。”

20岁那年，陈丹青辗转又到了苏北的江浦石桥公社的农村插队。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，蹲在村办的骨灰盒厂画了近千个骨灰盒。心情极其压抑的他，经常跟老木匠就着咸菜喝闷酒。22岁那年，陈丹青插队已六载，竭尽全力争取南京商业局招收的装卸工名额。表填了，体检通过了，最后一分钟被否决。因为他是上海知青，招了他，就占了南京知青一个名额。他眼看幸运者挤在车上开回城里去了，独自淋着大雨赶路，发高烧大病一场。

在艺术上，陈丹青出道很早。

从1970年到1978年的农村插队落户期间，在极其恶劣的生活、劳动中，他一直坚持自习绘画。20岁那年，被调到江西出版社参加连环画学习班，天天画连环画，非常开心不用种地了，就想从此做个连环画家。

1973年，陈丹青居然出了《边防线上》《飞雪迎春》等三四本连环画；

1974年，又被调到省里参加油画创作班，开始画革命油画，他的第一张油画创作是《老将和小将》。1974年，陈丹青向家里要了40块钱，从江西混票到上海，然后换火车到北京看全国美展。第一次上北京就像后来到纽约、到巴黎，走进中国美术馆就像走进卢浮宫，一泡一整天，赖在几幅画前。

1975年，陈丹青为小说《青石堡》创作插图。1975年3月，陈丹青又辗转到苏北插队，当时他的油画和素描功底已经相当扎实，其作品在南京艺坛引发了不小的震动。

1976年，陈丹青创作了大型油画《给毛主席写信》。

1976年，陈丹青被当做人才借调到西藏搞创作，首次进藏。西藏对陈丹青有着决定性的影响，一是他找到了“文革”当中的一个特殊的题材——少数民族的题材，也为后来的1980年二次进藏创作《西藏组画》奠定了基础；二是毛泽东去世后可以画悲剧，可以画人在哭。因为“文革”时不可以出现悲剧场面，所有工农兵都要笑得红光满面。因此，陈丹青早期的代表作——大型油画《泪水洒满丰收田》以及《进军西藏》诞生，并于1977年分别入选《全国美展》《全军美展》；

1977年创作连环画《周恩来年轻时代在天津》；

1978年应《连环画报》约稿创作连环画《维佳的操行》。这些作品都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陈丹青在全国已是名声叫响的“知青画家”，与北大荒的知青画家群遥相辉映。